导读：这几年的美国之变引发全球关注。在媒体报道中，极化和撕裂往往是形容当前美国的两个核心形容词。但微妙的是，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开始调整其白左路线，发起“反极端主义”动员，这对其选举保卫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共和党内的政治新星也因采取更具中间路线色彩的竞选策略，而获得成功，并大幅提升了政治声望。那么，此次两党对中间路线的选择，是昙花一现，还是美国未来政治走向？为便于国内各界把握美国内政最新变化，继此前2篇编译后，本篇编译进一步分析美国民主党正在发生的“内部重组”：中间派（centrist）或许将重回主流。 本文指出，比分析当前美国政坛头面人物更重要的，是剖析两党正在进行的内部重组。两党内部重组，涉及选区划分和执政合法性等基本政治问题，对未来美国政治走向有着深远影响。在民主党内，受到拜登政府暗淡前景、大企业金主态度转型、进步主义文化衰落这三大不利因素影响，“中间派”可能会取代激进“进步派”，重新引导民主党的重组改造。当前，民主党中间派已逐步构建自己的新理论基础、竞选策略及经济政策。第一，民主党高级智囊组成的“自由爱国者”群体，已提出所谓“自由民族主义”，要求重申美国民族身份，摒弃极端的文化战争和两极化，整改那些意识形态作秀式的政策。第二，在竞选策略上，提出“大众主义”（有意区别于民粹主义），更重视民生问题，而非点燃“文化战争”。第三，通过“供给侧进步主义”的经济纲领，弥补当前美国研发和生产体系的短板，既反对共和党无休止的减税路线，也反对用无节制的补贴来提高社会福利。 本文指出，相比还在逐步崛起的共和党“新右派”，民主党“中间派”背后是其强大的建制派，因而具备很大潜力。但作者也毫不讳言，中间派缺乏宏大的政策抱负，而且依然不愿意直面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也提不出除了自由主义之外的新合法性愿景的能力，因而可能继续沦陷，成为左派和右派间接操纵的傀儡。只要这种情况存在，美国可能会永远困在“自大又自我放逐”的左派精英和拒绝承担政府责任的右派之间。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中期选举背后的美国政治之变”系列之三，编译自《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杂志2022年第3期，原题为“另一种重组”（The Other Realignment）。由于机构立场、议题设置等原因，这些内容可能也仅仅反映局部特征，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文｜Julius Krein
翻译｜慧诺
来源｜《美国事务》
▲ 图源：FT
媒体对“新右派”（New Right）的热切评论表明，共和党内可能正在发生某种“重组/洗牌”（realignment）。尽管到目前为止，新右派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有限，但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和其他共和党政客针对所谓“警醒资本”（woke capital）所做的反抗努力正在逐渐见效。（译者注：当前，德桑蒂斯一般被认为是美国共和党“新右派”的代表）事实上，新右派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在近期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民主党主流中，左派的重组可能也在进行中。不论成功或失败，这另一种政治重组都对美国政治产生同样巨大的影响。自克林顿政府（1993-2001）以来，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新民主党人”开始控制该党。与此同时，民主党内的“中间派”（centrist）自由主义者则开始寻找新的叙事和政策路线，以将自己区别于当时所谓的“进步派”（progressives）。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间派的努力集中于打破“罗斯福新政”（New Deal）和“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时期遗留的大政府经济政策上。如今，中间派的主要议题则是反对“削减警察经费”，呼吁在“觉醒文化”下捍卫言论自由。在经济问题上，中间派民主党人已经从曾经的新自由主义后备队，转变并崛起成了所谓的“供给侧进步派”（supply-side progressives），开始公开反对进步派无节制的福利主义。在民主党内部，中间派和进步派之间的冲突其实是长期存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党内分歧和辩论的基本条件已发生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中间派和进步派曾经的区分标准通常是发展路线，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换言之，中间派曾声称，其支持与进步派相同的目标，只是他们实现这些目标路线更加成熟、认真和现实。这种态势在2016年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的初选中尤为明显（例如，希拉里将桑德斯的提案描述为其在向美国“画大饼”），这在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初选中，也有体现。起初，中间派并非否定要追求“进步”，他们只是强调自己的路线更加实际。但在最近，民主党内两派的动向都已经转变。在“削减警察经费”运动、“警醒文化”影响下，美国发生了强烈的文化撕裂；此外，通货膨胀下福利政策难以维持等严重问题相继凸显。为此，中间派如今表现出一种态度：他们不仅责备进步派缺乏政策的实用性，并且还会公开否认对方的政策前提。（译者注：中间派认为，此时美国“进步派”推行的政策和议题已经极端意识形态化。）在2022年3月的国情咨文中，拜登明确对警察部门的支持；在2021年底的纽约市长竞选中，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也表态会恢复警察部门预算，并在此后成功胜选；德克萨斯州州长候选人贝托·奥洛克（Beto O'Rourke）表示，他反对在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译者注：以上提及3名民主党政客都是所谓“中间派”）此外，在今年早些时候，旧金山学校董事会的几位成员也被撤职了——正如《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指出的，即使在美国“警醒文化”运动最活跃的城市之一，推动意识形态下的“种族政治”（racial politics）运动也开始遭遇明显的阻力。此外，旧金山随后还撤职了“对犯罪问题态度温和”的地区检察官切萨·布丹（Chesa Boudin）。（译者注：旧金山地区是美国“警醒文化”运动的重点区域。此前，该地区在所谓“进步”意识形态下推行了大量政策，例如用抽签制取代考试录取制，激起了当地亚裔的强烈反对。近年来，该地区也在大量削减警察预算，导致警方人员配置或将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同时犯罪率也在飙升）当媒体大肆报道民主党国会与拜登政府“扩张性支出法案”的反对和冲突时，事实上该党内部还酝酿着中间派和进步派之间的更大分歧。同时，更多的警告性文章层出不穷，指出民主党人发起的“警醒运动”已经开始失控，而新的政策范式也在开始酝酿。自2016年以来，党派“重组”（Realignment）已成为美国两党的重要话题。此前有人曾设想，基于早期特朗普和桑德斯竞选活动的重叠议题，将会出现一个跨党派的“民粹主义联盟”，或者两党直接被党内的“激进分子”所接管。此外，民主党的中间派/建制派也可能通过重新设定议程，实现党内的重组——但在现实中，这似乎只是一种幻想，特别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最新判决，更让美国人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了堕胎和枪支权利等传统的两极化问题上。然而，民主党内的重组依然是值得探讨的议题：无论是供民主党内部参考，抑或是将其与共和党的重组进行对比。相比共和党“新右派”的热度，民主党的“新中间派”及其理论基础暂时只收到了非常有限的关注。然而，这个新兴运动其实一直以来受到了多方面的持续支持。迄今为止，“新中间派”中最具理论野心的团体是“自由爱国者”（Liberal Patriot）博客，其由约翰·哈尔平（John Halpin）、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彼得·尤尔（Peter Juul）和布莱恩·卡图利斯（Brian Katulis）领导，他们都长期担任民主党的高级智囊。自由爱国者在一系列问题上不断挑战进步派的极端政策、目标和预设，包括经济政策、医疗保健、气候、犯罪、移民和其他问题。正如该博客的名字所示，该团体主张“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不仅重申共同的美国民族身份，更提倡摒弃警醒运动带来的文化战争和政治两极化。在政策方面，“自由爱国者”经常主张要加强制造业和其他关键部门的产业政策相关议程，同时对“绿色新政”等高度政治化（作秀）的项目持怀疑态度。作者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呼吁巩固福利国家，但也对“全民医保”等“白左”路线持批评态度。他们对“削减警察经费”和“开放边境”运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许多议题上，自由民族主义与共和党民族主义有共同之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两者能在某些情况下开展合作。自由爱国者也高度关注民调，并密切分析了在关键选区（特别是西班牙裔选民中）民主党人支持率的下降情况。他们认为，民主党的失势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咎于其进步派的极端文化和政策倾向。新中间主义背后的第二股思想潮流是所谓的“大众主义”（popularism），其主要集中在选举问题上，其最初的推手是奥巴马竞选团队的资深成员大卫·肖尔（David Shor）。（译者注：按该思想团体的解释，其与一般的民粹主义populism不同，并不会完全被民意绑架并走向极端）大众主义认为，民主党人应该更重视投票率高（群众关心）的议题，而避免那些不受欢迎的话题。例如，大众主义建议民主党人少谈“削减警察经费”或绿色新政，多谈联邦政府的药价谈判或设置信用卡利率上限等民生议题。与“自由爱国者”们相比，大众主义的支持者对“白左们”的敌意要少得多，他们没有明确地拒绝其“进步”的目标；通常，他们声称自己也有这些目标。但在实践中，由于进步派活动家的议程是如此不受欢迎，大众主义也经常对白左进行批判：白左知识分子和组织已经脱离了群众。可以归入新中间主义的第三个运动是“供给侧进步主义”（supply-side progressivism）。他们认为民主党应该以政策为导向，而不是以竞选为导向——公共政策应该是去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而不是无休止地补贴医疗保健、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私营供应商或消费者。纽约时报的知名评论家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指出，供给侧进步派优先考虑的是对关键领域进行公共投资，例如通过支持新药开发来控制药价，通过优化城市规划并增加住房来提供住房保障；换言之，其对简单的撒钱补贴政策持怀疑态度。在民主党经济学家中，供给侧进步派的政策倾向已经酝酿多年。最近，由于供应链问题凸显，通货膨胀下福利政策扩张面临更大经济和政治障碍，供给侧进步派的主张获得了更大动力，也偶尔体现在拜登政府本身的经济政策方向上。事实上，供给侧进步派及其思想的时代或许已经到来。一方面，全球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国际背景下供应链问题凸显，另一方面，通常号称继承了“供给侧改革”衣钵的共和党人，也已经有两代人没有认真思考过相关问题。对共和党人来说，所谓“供给侧改革”已经基本上被简化为了减税，但无休止的减税并没有考虑到，自里根政府以来商业行为和金融市场已发生巨大变化。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未能有效增加商业投资，就已经说明共和党路线的不足。事实上，即使在全球新冠疫情之前，针对美国供应链的新解决方案也是至关重要的——自2020年至今，这一挑战则变得更加紧迫。综上，供给侧进步主义、大众主义和自由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有希望的政策议程，一个明智的选举战略和一个连贯的意识形态框架，它们也或许将成为重组出一个“新民主党”的坚实基础。然而，无论是单独还是作为一个整体，这些思想和运动尚未主导民主党的政策、传播或公共形象。与共和党一样，任何潜在的重组都面临着巨大障碍和反对者。然而，也有相当多的力量可能利于民主党的重组，而且这些力量也在不断增强。当前，民主党寻找新议程的最明显动机，是几近崩溃的拜登政府声誉，以及该党的选举前景。这些事态的发展已经无需赘言。共和党人准备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重新夺取众议院，并可能夺取参议院，而且在此后的国会选举中也将享有更有利的地位。面对2024年的总统选举，民主党的胜算也变得渺茫，其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不确定”。（译者注：截止今日，美国共和党获得了跨过众议院多数门槛的218个席位，重掌国会众议院；此前，民主党在参议院获得50席，锁定了对参议院的控制权）拜登政府不仅面临着低支持率，而且其国家治理可谓无章可循、无所适从。在2020年的竞选中，拜登一方面投机取巧地承诺会走温和路线并“回归正常”，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变革性”执政愿景。至今，这两个承诺他都没有兑现。拜登竞选议程中最雄心勃勃的部分遭到了民主党国会的否决，而他的执政团队内部，也保持着高度的分化。（译者注：竞选期间，拜登喊出了“重建美好”（Build Back Better）的口号，并原本计划推出总计3.5万亿美元的有关法案。然而，该法案2021年刚推出时，遭到了当时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的阻碍，导致法案法案久久不能通过，并且预算支出金额一降再降）在经济严重恶化的情况下，民主党人及其媒体盟友不断搅动投票权、学生贷款豁免、乌克兰、“1·6国会暴乱”、枪支管制和堕胎等问题，试图激发人们的热情，但都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支持意识形态斗争的信号，加上实际政策上的几无建树，可能正在疏远中间派人士，并在实质上影响拜登的民意支持率。例如，在就任美国总统首日，拜登一口气签署17项行政令，其中一项就是叫停美加之间的“拱心石”（Keystone XL）输油管道项目。这些行动似乎印证了一种说法：拜登政府更关心如何实现所谓“进步派”的愿望清单，而不是在努力地推动政策，或赢得温和人士的支持。（译者注：“拱心石”管道项目在美国国内长期饱受争议，其审批和建设几经反复。一方面，该项目规划的最短路线将穿越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原住民保留区，遭到原住民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该项目也一直是美国国内环保人士的抗议对象。根据《国会山报》等美国媒体报道，该项目的取消“标志着环保人士的胜利”）虽然，评论者能够很容易地将民主党的失败归咎于拜登个人，但民主党现在也很难找到能更有效地驾驭有关问题或管理民主党联盟的政客。在这一点上，拜登可能的继任者，似乎比他更不受欢迎。不过，选举可能并不是民主党当前最担心的问题。纯粹从选举角度来看，民主党或许只需要等待下一次共和党让人失望，就可以重新获得多数席位。但中左翼联盟面临的其他问题要深得多。在选举政治之外，美国自由主义左派的两个动力源可能正在枯竭。第一个源头是大公司的“政治行动主义”（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sm）。过去几年，大公司（尤其是科技行业的大公司），一直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推动进步派的政治目标：他们威胁，将抵制那些在性少数问题上立场保守的州，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共和党人物（包括前任总统特朗普）进行言论审查。同时，主要的资产管理公司和大型企业也提出了严格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准则，以符合进步派的优先事项，如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且推进所谓“职场多样性”。此前，出于对市场和商业原则的尊重，共和党人无法使用政治手段来对抗大公司。如今，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今年，为回应迪斯尼公开倡导要抵制该州立法，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终止了该公司的特别开发区及配套的税收和许可特权；即使州长的政策最终被法院阻止，但他的回应也相当具有政治意义。至少，大公司高管们终于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来应对其员工的意识形态要求。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知名公司将其总部迁往共和党州，这种趋势可能会加强。自上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经济力量一直集中在自由主义下的“明星城市”。如今，相对于更保守的地区，民主党占领的大都市正在明显衰落——猖獗的不平等、无家可归的人群、不断恶化的公共基础设施等，都象征着所谓“进步主义”治理的失败。利率上升、增长放缓和反垄断审查的加强，也可能削弱企业采取争议立场的意愿。例如，陷入困境的流媒体公司奈飞（Netflix）最近告知员工，如果他们反对该公司制作的内容，那就请“另谋高就”；与此同时，奈飞也顺理成章地开始裁员，并砍掉一些制作项目。此外，一些共和党的州政府官员也威胁，他们将抵制那些“以绿色环保为借口”从化石燃料中撤资的基金经理。就与大公司的合作而言，民主党在推动“警醒运动”时，与其紧密结合，但共和党则仍然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为其依然要坚持市场或政治“中立”的虚假借口。但是，进步派和大公司的“警醒资本”可能会面临更大胆的、有组织的反对，并遭到其他限制。如今，进步主义的文化魅力正在被削弱。从好莱坞到学术界，过去几代自由主义者曾主宰着美国的文化系统，同时保持着1960年代“反抗文化”（adversary culture）中的自由主义和反建制的观念。这种文化体系下，用詹姆斯·麦克罗伊（James McElroy）的话说，高雅艺术和流行娱乐都围绕着“永久的、寡头认可的反叛”，并“对已被推翻的等级制度继续革命”。显然，这种进步文化现已变得无一例外地令人窒息：没有幽默感，而且无聊。保守主义并不潮流，但无节制的“进步主义”却让人崩溃。“奥巴马时代”或“伯尼·桑德斯运动”越来越令人尴尬，而那些攻击美国中部、宗教信仰、父权制的无数艺术抗议项目则更显荒唐。进步主义文化衰落的政治意义很难评估。至少从明面来看，右派艺术或文学运动仍然没有产生可以争夺文化主导权的作品。然而，就当前任何“跨时代的文化先锋”而言，即使没有被公开认定为右派作品，其或多或少地都在与激进的右派进行互动，甚至对所谓“进步”的教条进行公开嘲讽。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在《纽约时报》的一篇题为《反动时尚的可怕来临》（The Awful Advent of Reactionary Chic）的专栏文章中感叹到，“反击政治可能以某种方式成为时尚”，并且“反对极端的‘进步’意识形态的文化能量正在上升”。“近年来，左派可以依靠的是其文化资本”，戈德堡补充说，“一旦这被挥霍掉，将会发生些什么呢？”自由主义者似乎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重大问题，他们也或许拥有解决问题的新政策和知识框架。在某些方面，民主党的重组前景可能比共和党更有希望。在右派，重组的支持者在试图取代其党内的“建制派”，因此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重要的保守派金主、政治家和机构的反对。相比之下，当前的中间派民主党人就是所谓党内“建制派”：他们不仅有充分的机会为自己的事业获得金主和支持者，而且很有可能将资源从逐渐不受欢迎的进步派中转移出来。共和党的精英们通常对支持他们的“草根”持怀疑甚至蔑视的态度，而自由派的金主近年则愈发重视“行动主义”（activism）。例如，阿德勒·贝尔（Sam Adler-Bell）在《纽约时报》上写道：4月20日，由克林顿政府成员埃里克·凯斯（Eric Kessler）创立的阿拉贝拉咨询公司（Arabella Advisors），在“介质”（Medium）平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倡导“社会运动很重要......，捐助者必须愿意接受直接行动的策略，尽管这带来了诉讼和声誉受损的风险”。文章还在最后大张旗鼓地指出：“我们可能面临被清算的风险。这种清算将是痛苦的，但也将创造机会，让我们能想象和建设一个更公平和灵活的社会。”阿拉贝拉咨询公司为富有的自由主义者提供政治捐赠方面的建议，并颇具影响力。但与此同时，过去几个月中，左派媒体也逐渐出现文章指责“社会活动者瘫痪了左派组织”。老一辈的民主党人或左派文人也多次批判所谓“社会运动家”的胡搅蛮缠。这些或许表明，民主党社会运动趋势将要改变。除了意识形态和选举方面的考虑，当前左派社会运动的自身特征往往也会影响其活动效率。一方面，组织问题无处不在；另一方面，任何参加过活动者主导会议的人都知道，各种诡异的仪式性召唤，也会浪费大量的时间。此外，各种讨论总是有陷入身份政治和争端的危险——任何政策或观点如果忽略了这个或那个身份群体，整个想法都可能遭到批判和拉黑。尽管这种这种嘴仗并不能实际帮助到相关的受益群体，甚至很多时候适得其反，中间派民主党却几乎总是缺乏抵制它的信心。然而，一旦自由主义者确立行动决心，局势可能很快发生变化。大多数所谓“进步主义”的基金会、大学行政部门和类似机构的上层都由务实的经营者组成的，而他们的意识形态很灵活，态度和策略也都很温和。对于他们而言，没有铁律要求其必须持续资助具有反作用的极端警醒文化运动；相反，其工作中心反而可以去围绕“供给侧进步主义”的严肃政策而展开。民主党寡头的态度似乎已开始转变。在社交媒体上，《华盛顿邮报》的老板、亚马逊公司的创始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已经表现出攻击拜登政府的意愿。同样，《纽约时报》的控股股东也不像其基层员工那样激进。如果新中间派获得了自我意识和动力，那么这些媒体也将制定新的编辑路线，而有争议的媒体人则会被“重新分配”靠边站。“1619计划”这种在政治和教育上都有巨大问题的项目，也会被新中间派的“自由民族主义”的新叙事和政策所取代。（译者注：所谓“1619计划”是《纽约时报》在2019年搞出来的项目，该项目把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抵达弗吉尼亚殖民地，视为“美利坚民族的诞生”，目的是“通过叙述奴隶制的后果以及黑人对美国的贡献作为民族叙事中心，重塑美国历史”）在此背景下，也许一些极端的左派教授会被调离教学岗位，就像一些右派教授被调离一样；左派网站也会从亚马逊的网络服务中消失，其他左派内容受到资助和展示的次序可能会改变；同时，在整个左派机构中，象征性的“多样性、公平和包容”的活动和仪式也会消亡。一个有活力的中间派会主张重组进步派。这么做，会有什么影响呢？进步派会咬牙切齿地发出一些哀嚎，提出一些性骚扰指控，搞一些破坏雕像的机会主义活动，但也就仅此而已。进步派的成员都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阶层，这既是优势也是其弱点——大多数活动家都是规避风险的职业主义者，他们在采用进步主义时还是接受精英赞助，并期待个人社会地位的攀升。无论这些人在不在进步派阵营，他们的行为方式都不会变。阿德勒-贝尔引用了丹尼尔·施洛兹曼（Daniel Schlozman）对这种不接地气的行动主义的辛辣评述：“如果你是普通的基金会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你可以把自己标榜为‘社会运动’；但是，其实资金来源依然是福特基金会或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等大机构。”因此，当充满活力的中间建制派们真正开始动用自己的权力时，这些所谓“活动家”中的大多数人会要么跟着钱走，要么退隐。一个无法赢得旧金山罢免选举的“进步运动”，又怎么敢号称自己有任何实质性的民众基础或政策成就作为依靠呢？此外，如果民主党彻底摆脱当前对其不利的意识形态包袱，特别是在犯罪、开放边境、性别、教育等领域的遭到的“道德主义”批评，他们将有更大的机会，夺回近年来投奔共和党的工人阶级选民，并且将不再有失去左派选区的风险。至今为止，共和党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将其新选民永久地纳入右派选区，而且仍然被困在一些不受欢迎的“里根时代”的政策范式中。相反，民主党中间派对可以利用“自由民族主义”，承接新自由主义的叙事变化，再通过更新的供给侧进步主义政策，获取广泛的群众支持。正如埃兹拉·克莱因所言，“有趣的是，右派民粹主义者想要的似乎与当前的民主党很相似”，即左派可以在政治经济政策上采取模糊定位。此外，随着右派的文化战争逐渐转向共和党内部，不在“警醒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党人可以在文化问题上将自己定位为“温和派”。当然，在可预见的未来，上述的思想实验，几乎没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即便民主党的中间派面临着相对较少的财政和选举障碍，但因为缺乏政策抱负和意识形态动机，这个群体总体也依然会受到严重的抑制。目前看来，民主党建制派似乎更专注于资助共和党初选中的“特朗普主义”候选人，在选举中安排更轻松的对手，而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若要理解当前的美国政治，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追踪两党的重组过程和障碍，要比分析其现在的头面人物，更有启发性。在政策方面，大众主义和供给侧进步主义为民主党重组打下了一个有希望的基础。但就其目前的进展而言，这两个派系都缺乏足够的政策抱负。大众主义的基础在于“强调受欢迎的政策”和“避免不受欢迎的政策”这一常识性理念。换言之，这是一种竞选风格，而不是一项政策议程。因此，即便面对指责，大众主义者一直不愿意与已遭公众嫌弃的极端进步主义决裂。在利用温和姿态作为一种选举态度外，他们也不愿意强调温和政策自身的价值。然而，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仅仅回避不受欢迎的问题，往往不够；相反，政治家必须公开地批评错误。例如，在弗吉尼亚州的州长竞选中，中间派民主党候选人特里·麦考利夫（Terry McAuliffe）只是简单地说，要淡化学校对所谓“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过度使用，这并不能真正赢得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任何有能力的共和党战略家都知道，只需要追问该候选人其对“性别”“种族”的定义，就能迫使其在坚守所谓“进步”立场和获得舆论支持间做出选择。由于不同的原因，目前供给侧进步主义还不够“旗帜鲜明”。这套理论，常常被认为是兑现传统福利主义承诺的另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旨在促进增长、提高生产力、加强供应链、增强工业和国家能力的新经济范式。针对邻避主义和糟糕的医保措施提出解决方案，似乎有可能吸引到广泛的支持者。但是，无论这些建议的优点是什么，或者其支持者的声量有多大，狭义的“供给侧改革”都面临着政策挑战和政治风险。（译者注：“邻避现象”最先发端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英文表述是“Not In My Back Yard”，即“不要在我家后院”，指的是政府推行某项政策或者审批设立监狱、工业区、游民收容所、核电厂、垃圾焚烧厂和污水处理厂等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项目时，目标地域的公众发动的不愿意接纳该项目的运动。）一方面，就像此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样，有效的供给侧改革必须改变整个经济中的资产配置激励，而不能仅仅在少数地区搞作秀式的试点。另一方面，仅仅关注传统的福利目标，或试图在不同的幌子下继续推动所谓“绿色新政”计划，将被共和党一如既往地抵制。也许，与此相反的是，更具结构性、主要以加强经济基础为目标的改革，可能更有机会吸引温和派甚至整个右派。通过与正在复兴的反垄断运动的更紧密合作，供给侧进步派可能从中受益。这可能是拜登政府最重要的遗产：在一个缺乏竞争性投资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中，至少反垄断政策偶尔还能成为基本的供给侧改革方案。此外，供给侧进步派也没有展现出能动员企业并支持其更广泛议程的能力。与克林顿时代的“民主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相比，实力还差得很多。例如，两党此前针对供应链问题提出《美国竞争法案》，在通过后的几个月一直没有实质进展。在近期一次立法会议的最后几天，该法案中最具雄心的建议被删除，只留下一个阉割版本，允许就半导体企业在美国建立工厂提供补贴。即便如此，在最后一刻，民主党人在半导体工业协会的要求下，还在法案中插入了一个漏洞，允许接受补贴的公司更容易地继续在中国投资。在中美竞争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其实并不符合与该法案的一个重要前提。民主党在如此重大法案的关键修订上都不上心，很难说他们有能力将行业团体整合成一个更大的联盟，进而推动更系统性的经济改革议程。鉴于这一糟糕的先例，推动强有力的供给侧改革政策，在未来可能会更加困难。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性，进一步抑制了任何中间派的重组。如果民主党中间派要克服其前进道路上的重大政治障碍，并解决美国一直以来的重大政策失误，他们要做到一点，就是理解外界对当前全球（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基本批评，并加以内化。首先，中间派自由主义者未能正视美国和西方主要经济体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也许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要对现行制度的建设和维护而负责，他们更愿意避免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批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法理解，为什么投资门槛与资金成本相背离，亦或为什么金融收益和整体增长也相背离——尽管这些就是经验事实。传统经济学从根本上误解了知识产权、亚洲发展模式和其他基础性问题。因此，中间派的自由主义政策议程只是对过去税法和福利制度进行微调，并且无休止地补贴一些公共服务。显然，这些政策在智力上和政治上都远不及格。或许公共政策也需要专业人士逐步调整，而中间派继续主导着技术官僚体系。但是，如果这些技术官僚的基本知识框架都跟现实脱节了，再“专业”的治理恐怕也是无能的。在这个时代，中间派自由主义者的任务是建立一个适合于非全球化的新的国家发展范式，而不是支撑已经失败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它的坚持不应该是针对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而是对创造私人财富的承诺。当新自由主义的创富能力似乎正在消退，其他的政治经济模式可能会更有前途。同时，从极端右派那里，自由主义者或许还能学到一个关键教训：不是每个人都渴望成为一个（城市专业阶层的）自由主义者。自“历史的终结”以来，自由主义者已经开始认为：任何不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制度和政策的人，一定是遭遇了某种外部力量或不可救药的罪孽的阻碍。事实上，基于合理的利益或同样值得尊敬的价值体系，任何正常人都有可能有意识地反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不能“容忍”或“同情”其他合理利益和价值系统的能力，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责任的缺失。这种缺失不仅排除了普通的妥协和联盟建设的可能，而且让中间派面对右派民粹主义运动还是极端左派的新敌人时都出现巨大误判。面对极端左派的挑战，自由主义者未能利用其自身任何的财政或制度优势；相反，他们的主要反应是重述十九世纪对言论自由等“自由”的论点，以及四十年前保守派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箴言。显然，这些过去的口水话，已经不能解释或解决任何物质或制度问题，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工作场所，看不到希望的大学生连同衰落的中产和工人阶级都在采取某种激进主义（或左或右）。即便通过更大的“警醒运动”来重建大学和职场，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精英资格认证体系，只会继续重复近几十年来保守派的类似失败。这些老调重弹似乎也只能证明，中间派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结构性思考的能力。自由主义者，从霍布斯和洛克到哈耶克和罗尔斯，他们在建立神话、进行普遍化抽象等方面展现出了独特的天才，并且在掩盖权力规则和责任分配机制上更有着特殊才能。但是，自由主义传统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来理解多层次的社会现象，但正是这些现象让“自愿”和“非自愿”之间的区别变得复杂（例如，新自由主义至今难以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如果要重组中间派自由主义，其领导者就必须克服自由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局限性，以便为那些尚并不认同自由主义预设的人进行对话沟通。毕竟，自由主义最初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宗旨是确保和平和物质繁荣等实际需要，而不需要得到宗教信仰或形而上学等原则问题的普遍认同。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主义的“自我实现”，始终是一个“高尚的谎言”，它虽然曾经以一种方式令很多人信服，而现在已经不再适用。如今，自由主义者不能仅仅号称其价值观的所谓“道德优越性”，而是必须证明他们的制度和政策，能够真正为不一定赞同其基本世界观的人，提供实际利益。无论在政策还是思想理论上，人们越深度思考中间派自由派的重组，似乎越能感到其前景的暗淡。除了涉及人事、政策和意识形态等基本问题的障碍外，最近几十年的文化战争的加剧以及特朗普的总统竞选，都不利于左派-中间派联盟的任何重新调整。另一方面，当代进步主义的明显缺陷，以及后工业化西方国家中正在发生的“巴西化”（Brazilianization)，将继续推动美国左派和右派进行更大范围的政治重组。（译者注：“巴西化”的鲜明特点是“Belíndia”，即“比利时”与“印度”两个词的合写——少数人像生活在比利时这样一个小国中，过着富有的日子；而大多数人过着不稳定和不富裕的生活，就像在印度一样。之所以选择“巴西化”一词，是因为这个国家被视为上述现象的一个典型案例）此前的一系列思想实验，已揭示出美国左右两派政治重组的关键差异。即便美国两党的重组尚未完成，这个重大转型过程也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影响美国政治，因为其关乎选区划分、执政合法性等最基本的美国政治问题。在现代社会，右派基本上缺乏提出积极议程的意识形态基础和理论自信。相反，各种间接的机制，掩盖了右派的实质性目标，譬如（古典理论想象下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权力分立、联邦制、狭义的宪政主义等等——其从所谓自由主义的程序主义中获得合法性。总的来说，右派并不会自己提供全面的、实质性的愿景，更没有详细的计划，例如教育应该是什么样子，现代政府应该如何运作，资本应该如何分配，或者什么是优化的实际市场结构。事实上，当前大部分右派的“民粹主义者”，反而在提供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以直接和积极地代表其选民和整个国家而采取行动。左派的进步人士则面临着一个不同的问题。与右派不同的是，他们有能力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推进积极的议程，即使这种行动主义的中心已经转向非政府组织或大公司，而不是正式的政府机构或群众组织。问题是，这种行动中心（NGO和大公司等）已经逐渐脱离了实际政治权力的来源和工具（包括美国选民和美国国家），并公开对群众和国家表示出敌意。学术界对合法性的讨论往往集中在“人民认可的精英阶层具有合法性”。然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精英如何看待自身的合法性——是什么使其有信心作为一个精英，领导甚至胁迫人民去实现一些更高的目标。当精英阶层对自身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与大众认知的精英合法性相悖时，政治危机就会爆发。中间派自由主义者认识到，这样的危机正在发生，他们也认识到，保守派退而求其次，采取纯粹消极和间接的治理方式是不够的。然而，中间派目前还不清楚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而来摆脱其自己制造的后帝国、后宗教和后物质“监狱”。对于前几代人而言，他们依然能够定义一个有界限的政治共同体，并代表其行事。如今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没有能力找到自由主义概念之外的合法性来源。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可识别的政治共同体作为表现合法性的基础，自由主义将成为众多价值体系中的一个候选人，而无法成为超越文化、意识形态冲突的一种手段。如果没有一个关于共同过去或共同未来的可信愿景，中间派就会继续沦陷，成为左派进步主义和右派间接操纵的傀儡，以维护一个合法性缺失的现状。只要这种情况存在，美国就会永远困在“自大又自我放逐”的左派精英和拒绝承担政府责任的右派之间。*文章转自“文化纵横”，编译自《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杂志2022年第3期，原题为“另一种重组”（The Other Realignment）。
Julius Krein美国保守派政治作家，《美国事务》杂志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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